【生存美學】

文：許禮安醫師（高雄市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

圖：張啟華文化藝術基金會提供

有位安寧醫界前輩曾在某次心理學研討會上公開說，「安寧療護最重要的工作是：讓末期病人面對死亡與接受死亡！」當下我覺得有「受壓迫感」，可能因為我從小體弱多病，長大後僥倖成為醫師卻經常也是病人，很容易跳回病人的位置看事情。

 

我直覺認為這句話不對，因為違反安寧療護的基本精神：「尊重自主權與個別差異」！我認為，「假如末期病人不想面對死亡、不願意接受死亡，請問我們有權利、夠資格強迫他面對或接受嗎？如果將來當我們自己死到臨頭，可以自動面對和接受死亡嗎？我們真的有方法或步驟可以指引或指導他面對和接受死亡嗎？」

 

後來我的老師余德慧教授提出「帶病生活」的觀念！他說，「末期病人只是帶著比較嚴重的病，他和我們其實一樣，都想要繼續活下去。」

 

我常說，「對於死亡的基本人性反應是：轉身、背對和逃離，離得越遠越好！」一般人聽到「死亡」兩字，如果不能閃避或遠離，至少會學鴕鳥，以為只要把頭埋進沙堆裡，當作看不到就等於不存在！因此，幾乎沒有末期病人自動想要面對死亡和接受死亡。

我常說，「孝順父母不是基本人性，因此需要教育不斷強調，要有教養的人，才會懂得孝順父母；相反的，孝順子女就是基本人性，不用學校老師教，本來就會，因為這是為傳宗接代必備的生物本能！」同理，「貪生怕死」就是基本人性，也是生物本能，因此「強迫」末期病人面對與接受死亡，根本上就是違反人性的作為。

 

 

書上說：人類減重必然失敗，因為生物求生存必須「多吃少動」，以減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萬獸之王」雄獅，只有做兩件事情極其雄壯威武，就是獵食和交配，正所謂「食、色，性也。」平日則極盡慵懶以「節能」，節省消耗能量。想要減重就必須「少吃多動」，由此可知：能成功減重的人，必須違反基本人性和生物本能。「好逸惡勞」、「欺善怕惡」等，其實都屬於基本人性與生物本能。

 

請注意，這裡講「基本人性」並不是要你看清人情冷暖與世態炎涼，而是活在人世間，要懂得人情世故與處世之道，才不至於有太大的失落感。

我在花蓮慈濟醫院心蓮病房當主治醫師時，曾有位男病人住院，他是「一家之主」經濟支柱卻癌症末期，太太只好去上班賺錢以養家活口，中午送便當來給老公就趕著離開…然而志工師姊看到時說，「妳怎麼沒有留下來照顧老公？」

 

於是，這位太太向我們訴苦，「我上班午休時間自己都還沒空吃飯，就趕來送便當；下班要接送小孩和照顧公婆，竟然還被師姊說我沒留下來照顧老公！她如果給我錢，讓我不用去工作，幫我照顧一家老小，我就能專心照顧老公啊！」

 

俗話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對正在「受苦受難」的家屬而言，一句話不小心就變成「不知民間疾苦」、「住在天龍國」的人。

 

有位末期男病人住進安寧病房，雖然有家屬卻不見蹤影。護理師抱怨說，「家屬怎麼都不來照顧他？害我們要多做很多事情！」

 

凡事有其因緣，我回應，「妳可知這位病人年輕時拋妻棄子不顧家，等到末期才要回來，沒把他轟出去就很忍耐了。反正沒有家屬的獨居老人，你們一樣要照顧，現在這個病人有家屬卻不願意來，你們就把他當成獨居老人一樣照顧就行了！」

 

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更何況我們只是醫護人員而不是「官」，雖然說「冤家宜解不宜結」，但這是病人造就的「恩怨情仇」，「解鈴仍需繫鈴人」，我們不能強迫家屬原諒他。

我過去（一九九六至二○○四年）負責心蓮病房時，一向都安排自己除夕和大年初一值班，因為我想陪伴回不了家的末期病人和家屬圍爐過春節。

 

曾有位肝癌末期的男病人，是身上有「刺龍刺鳳」的大哥，入住心蓮病房後症狀控制穩定，除夕夜打算回家圍爐吃年夜飯。結果他老婆藉故外出不在家，女兒去外地找男朋友，兒子去和女朋友約會，變成只有這位大哥獨自在家。

 

隔天一早，我在心蓮病房接到急診室通知：這位大哥年初一清早在家切腹自殺，幸好沒有傷到要害。急診醫師在縫合傷口後，他就被我繼續收住院回到心蓮病房治療。理想上，應該要在臨終時病床前「化解恩怨情仇」，但這也只能理解是他年輕時「耍勇鬥狠」，不顧家人的現世報！

 

也有位還年輕的末期男病人，不知何故從高雄隻身到花蓮打工過日子，據說家屬都在高雄和南部。有些病人可能有「不足為外人道」的家務事或「難言之隱」的恩怨情仇，我們也不好追問和逼問。本來住院中病情控制穩定，社工師已介入聯絡家屬，某日他忽然不假外出、不告而別。

 

最後社工師終於聯絡到他，只說要回高雄找家人。後來家屬電話通知社工師說：他在高雄「被火車撞死」！詳情與細節都無從得知，我們只能合理的懷疑與猜想：會不會是因為他沒錢繳住院醫藥費（其實社工師可以幫他申請補助），想回去高雄向家人借錢，可是家人不理他或沒錢可借，走投無路之下一時想不開，「天下之大，竟無我容身之處」，就跑去「撞火車而死」！

我很早就明白：自己沒有能力幫助末期病人，甚至教導他們如何面對死亡與接受死亡，因此只能「用生命陪伴生命」，陪伴他們繼續「帶病生活」。

 

所謂「相逢自是有緣」，我只是有此特殊緣分，得以陪伴他們走完人生最後一程，在這過程中，「心存善念，盡力而為」，努力為他們減少受苦和提高生活品質。相對於「貢高我慢」的姿態與心態，已故恩師余德慧教授教導我要「自降」和「下身落命」，把自己放到最低點，因為末期病人都是我的生命導師。

 

長久以來，這些末期病人用臨終生命，不管透過言教或身教，所教導我的「生死教育」，我一直都是認真的學生。我學習後，努力透過演講、寫文章和出書，把末期病人對我的教導，以我為媒介讓更多人學到，這是我經年累月繼續要做到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