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企畫】
新加坡預先護理計畫-對話、系統與文化
企畫:編輯部;演講整理:吳秋瓊、吳立萍、趙阡宇;攝影:小顏

新加坡預先護理計畫指導委員會副主席
慈懷療護醫師
新加坡公立兀蘭醫療保健園慈懷療護醫師
引言人:許志成
國家衛生研究院高齡醫學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執行長
蓮花基金會董事
前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
在避談死亡議題的華人文化之下,要如何進行ACP宣導?
新加坡政府制定「Living Matters」國家計畫,透過預設醫療指示、持久授權書、預先護理計畫等三管齊下,並加入專業認證的ACP 協調員,走入公、私立醫院、養護機構、社區活動中心,鼓勵人們坦誠討論,展開有關死亡的對話,及早制定尊嚴老去的醫療決定。
ACP 全國辦事處預立醫療策略
在談關於ACP(Advance Care Planning,新加坡譯為「預先護理計畫」)之前,我想先分享個人的故事。我的母親在我十幾歲的時候,已經罹患卵巢癌,和癌症搏鬥了五年。新加坡和台灣及其他亞洲國家一樣,我們不談「死」。
直到母親臨終時,我在軍隊接到電話通知趕回家,母親已經無法說話了。這件事對我造成很大的影響,內心總會感到空虛和遺憾,雖然母親非常愛我,我也很愛母親,卻始終沒有好好道別。
由於自身經歷,我可以理解,當病人和家屬做ACP 時,是為家屬留下一份「愛的遺產」。很多人以為ACP只是填表格,做一些醫療決定,其實最重要的是,病人和家屬正面建立關係,醫療團隊對病人價值觀的了解,從而了解什麼才是對病人重要的醫療方案。
新加坡民眾的平均壽命是84歲,大多數人死於慢性疾病。即使到了必須做出重要決定的時刻,仍然有50%的患者,因喪失決定能力而無法做到。
其實早在2011年,新加坡就成立ACP全國辦事處(ACP National Office at AIC),主要工作是協助推廣及執行,讓民眾了解ACP,確保個人在臨終或無法自主決策時,所填寫的醫療決定可以得到實踐。
ACP全國辦事處主要擔任資源中心的角色,藉由各種資源與工具,包括舉辦各種社區活動,向民眾宣導ACP的重要性;印製各種衛教文宣、設立網站,幫助民眾了解ACP的流程與步驟,並且提供專業一對一諮詢服務,協助個人或家庭討論並制定預先護理計畫。
不僅於此,ACP全國辦事處與醫院、診所、療養院等醫療機構合作,推廣ACP的重要性並落實在臨床醫療決策。
Living Matters保障臨終尊嚴
2011年,新加坡開始實行Living Matters 國家計畫,內容涵蓋重要的法律和醫療決策,包括預設醫療指示(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 AMD)、持久授權書(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 LPA)和預先護理計畫(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等三大主要項目。
預設醫療指示(AMD),是一份法律文件。意願人可以在醫療決策上事先表明,一旦發生末期疾病且無法自行做出決定時,拒絕進行延長生命的治療。簽署AMD時,必須有兩名成年見證人,一名是家屬或受託人,一名必須是執業醫師。簽署文件會提交給新加坡衛生部(Ministry of Health, MOH)註冊。
簽署AMD是個人的選擇,不可以強制。因此,當末期患者來到醫院, 除非刻意通知,否則醫師不會知道,也不能詢問是否簽了AMD;末期的定義,則必須有三名醫師確認,AMD才可以生效。
持久授權書(LPA),也是法律文件。進行的方式是,委託人在具備決策能力時,指定一位或多位受託人,在未來失去行為能力時,代表自己做出決策。受託人可以代理包括醫療護理、日常事務、管理銀行帳戶、支付帳單、處理資產等。
委託人在填寫LPA表格時,必須有律師、醫師等專業人士在場,進行認證,之後將文件提交給公共監護人辦公室(Office of the Public Guardian, OPG)註冊,主要是確保委託人在失去行為能力時,有可信賴的受託人代表自己,做出符合最佳利益的決定。
預先護理計畫(ACP),是與家人、醫療人員或受託人共同進行的溝通和討論過程,個人可以提前表達針對醫療情況下的決策偏好,並且指定醫療決策者(醫療代理人)。預先護理計畫也是個人性格的寫照,當生活出現變化,可在必要時與協調員一起檢討修改,確保計畫符合當前意願。
總體來說,Living Matters提出的三大項目,功能各有不同,AMD適用末期疾病狀況;LPA授權受託人處理個人事務(醫療和財務);ACP 預立醫療護理規畫(生活品質、醫療決策與個人價值觀)。其中ACP 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主要是在患者失去心智能力時作為指南,讓醫師可以介入,以患者最大利益為主,成為最終執行患者意願的決策者。
關於死亡的對話
在新加坡推行ACP,我們認為主要的障礙,包括患者家庭的因素(焦慮否定,希望能夠避免),醫療團隊有不確定、不願太早透露不利的預後,加上溝通技巧不足、自身情緒困擾,缺乏EOL(End-oflife,生命末期)對話培訓等等。總而言之,就是溝通上的障礙。
在新加坡,我們不能說「怎麼死」,而是要說「你想怎麼活」,推動ACP或許要換一種思維,讓患者和醫療團隊來討論「現狀」。
作為良好護理的標準,是鼓勵醫療團隊正確識別患者,一旦患者被確定為適合ACP,但是醫師、護士或社工卻無法完成,就會由全職的ACP協調員(Advance Care Planning Facilitator)接手。
ACP協調員是受過培訓的專業人員,主要職責在於引導討論,協助個人表達醫療決定,選擇可信任的醫療代理人。ACP協調員的工作地點,包括公立醫院、私人醫療機構,社區健康中心、養老機構、安寧療護機構等。有了這些專業人員的加入,也使得ACP 推動起來更見成效,民眾、醫護團隊都得到了更多協助。
2025年,新加坡將設立有關DCD(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心臟死亡後器官捐贈)的網站,希望民眾更具體了解關於DCD的定義和價值,在簽署ACP 的時候,也把後續有關器官捐贈的意願寫進去。
最後,我想說,生而為人,我們希望可以活得精采,簽了ACP,相信也能走得安心自在。
所屬出版品
生命季刊17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