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性陪伴】

文 常三法師

 

邱伯伯是一位單身榮民，信仰基督。年輕時，他隨軍來到台灣，一生未婚，沒有子女，也沒有任何親人。生命走到最後，他住進了安寧病房，陪伴他的不是家人，而是醫護人員與照顧服務員。

 

每次前去探望，他總會用堅定而急切的聲音對我說：「我沒有做錯，可以不要綁我嗎？」接著睜大雙眼，帶著近乎懇求的眼神望著我，眼淚緩緩流下。那個情境，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心裡。

 

邱伯伯起初意識十分清楚，但因身上留置著維生管路，醫療團隊擔心他因躁動或不慎扯落管路，甚至可能出現自我傷害的行為，危及生命安全，因此不得不採取保護性約束。然而，對一位意識清楚的人而言，約束不只是身體受到限制，更是一種難以言喻的無助與失去自主。

 

每次關懷時，他總是望著我，帶著哭泣的神情懇求，希望有人能理解他的感受。但是，他沒有家屬、沒有親人，也沒有一個真正站在身旁、替他表達心聲的人。我總是一遍遍向邱伯伯解釋，告訴他約束是為了保護他的安全，並不是要傷害或限制他。

 

然而，在那樣的處境與情緒中，這些話似乎很難真正進入他的心裡。對他而言，感受到的或許不是「被保護」，而是「被綁住」。他在意的，也許不是醫療團隊為什麼這麼做，而是為什麼沒有人聽懂他反覆訴說的那句話：「我沒有做錯，可以不要綁我嗎？」

我知道，這不是任何一位護理師或照顧服務員願意看到的畫面。在現有的照護環境中，一位照顧服務員往往同時照顧多位病人。在有限的人力下，他們必須盡力兼顧每一位病人的安全。於是，邱伯伯的孤單，在制度與現實之間，顯得更加沉重而無奈。

 

每次前去探望邱伯伯，我總會陪伴在他的床旁，為他禱告、讀誦一段《聖經》，也試著以耶穌受難時被釘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痛苦，以及耶穌面對施暴者時所展現的寬恕與悲憫，來鼓勵、安慰他。

 

起初，每當禱告結束，邱伯伯總會大聲回應一句：「阿門！」那一聲彷彿是對禱告的回應，也像是他與上帝之間微小卻真實的連結。然而，幾次探望之後， 邱伯伯漸漸不再回應了。他的身體日漸衰弱，意識也逐漸退化。每次見到有人靠近，他總會不自覺地舉起被約束的手，輕輕拍動著，似乎想表達些什麼。我知道，他或許只是盼望有人能聽懂他的心意，希望有人能替他解開束縛。面對這份如此微小、卻又如此強烈的渴望，我只能一次次安撫他、陪著他，卻無法替他完成這個看似簡單的心願。

偶爾，趁著護理人員工作稍微不那麼忙碌時，我會向她們請求，表示自己可以陪伴在邱伯伯身旁一段時間，若情況允許，是否能暫時將約束放鬆一些，讓他的手獲得片刻自由活動的空間。對我而言，那不只是解開一條約束帶，更像是盡自己所能，回應邱伯伯始終無法以言語完整表達，卻一次次伸手訴說的微小心願。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陪伴的無奈。或許，陪伴並不代表我們一定能替病人做些什麼。當我們無法替他解開身上的束縛，也無法替他承擔身體的苦痛，至少還可以坐在他的身旁，聽見那些沒有說出口的呼喊。我們可以用安靜而真誠的陪伴告訴他：「你的辛苦，我感受到，我也聽見了，我願意陪你一起禱告。」

 

我開始思考：生命末期真正令人恐懼的，也許不只是死亡，而是在生命最後一段路上，連一句「我沒有做錯」，都只能向陌生人一遍又一遍地訴說。那一刻， 我深深體會到，孤獨不只是身邊沒有人陪伴，而是在生命最後的時刻，連心裡的委屈，都不知道能向誰訴說。

 

原來，當一個人身心無法安住，也無法坦然地獨自面對死亡，是如此令人心痛。

 

當心中有委屈時，身旁沒有親友，沒有一句熟悉的安慰，也沒有一雙願意緊握自己的手，再多的醫療照護，恐怕也難以填補內心那分無依無靠。孤獨地面對生命末期無可奈何的拖磨，或許是人生最後一程中，最深沉、也最令人不忍的苦。

我常想，即使邱伯伯有家屬，也未必能改變當下必須接受保護性約束的處境。那是在醫療安全與照護現實之下，令人無奈的選擇。但是，如果一個人在身體健康、意識清楚時，能及早與家人或信任的人討論自己對生命末期照護的想法，或許便能減少一些徬徨與遺憾。

 

尤其是單身者，更可以透過預立安寧緩和醫療及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思考並表達自己對生命末期醫療的價值選擇，讓醫療團隊及重要關係人更清楚自己的意願。當生命走到最後一程時，至少能讓自己的聲音，不至於在最需要被聽見的時候消失。預先思考生命末期的照護，不只是選擇接受或拒絕哪些醫療處置，也是為自己的生命尊嚴，留下一份可以被理解、被遵循的心意。

邱伯伯讓我體會到，臨床上的陪伴，很多時候無法替病人解決所有問題，而是在有限的條件下，盡可能讓他的感受被看見、聲音被聽見。

 

當約束無法立即解除時，可以多一些解釋與安撫；當病人無法清楚表達時，可以試著理解他的動作與眼神；在安全許可的情況下，也可以與醫療團隊討論，尋找讓病人感到比較舒適的照護方式。對一位沒有家屬陪伴、孤獨走向生命終點的病人而言，這些看似微小的關心，其實都是對他生命尊嚴的守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