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點人物】

採訪撰文／周美娟　圖／羅惠群提供

 

羅惠群個人小檔案

天主教輔仁大學醫學院臨床心理學學士、美國麻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婚姻家族治療碩士

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諮商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公會全聯會理事、台師大與馬偕醫學院兼任講師、佛教蓮花基金會董事等

 

　「沉靜的凝視死亡，是安寧心理師必須做好的首要功課！」從婚姻家庭心理治療領域到安寧心理治療領域，羅惠群一路走來始終深信，當你能治癒自己，才真正有能力治療別人。

 

　從小到大，羅惠群對於朋友同學之間的關係相當在意，與他人互動這件事，一直是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塊拼圖。高中時期，羅惠群經常傾聽同學們的煩惱，他發現這是自己喜歡擔任的一種角色，因此大學填選科系時，他選擇就讀臨床心理系，以滿足他對生命中的關係憧憬，讓他成為一個「更聽得懂別人」、「更能與別人對話」的人。

 

　「就讀臨床心理系，跟我原先所設想的不太一樣，最大的收穫不是讓自己變成一個幫助他人的心理學家，而是幫助自己更了解自我狀況，對內在的調整與覺察，反倒成了最大的收穫。」羅惠群笑說，可見人要先幫助自己，才能夠幫助到別人。

　傳統華人家庭經常會在子女身上加諸一些符合社會期待的要求，希望他們能走上一條被安排好的成功之路。換句話說，家長對孩子的控制欲較強，這讓羅惠群在高中時期常有一些莫名情緒。

 

　當時，羅惠群並不了解那是什麼，直到大學念心理學之後，才知道那原來是因為他的聲音沒有辦法被聽見所產生的抵觸情緒與對抗行為；察覺到自己原生家庭的狀況與問題，他開啟了對「家族治療」領域的濃厚興趣。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後，他到美國攻讀婚姻家族治療的碩士學業，也因為過往曾有受傷經驗，日後在進行家族治療工作時，更能貼近這些家庭。

 

　羅惠群說，以往大家比較常接觸的是以個人治療為主的心理治療，即從：個人早期生命經驗、小時候受創經驗導致的性格發展角度出發；家族治療則聚焦在原生家庭、與父母及手足的關係、親戚家族的關係，這些都攸關著形塑我們成為什麼樣的人。

 

　在華人社會體系下，很多主流觀念會透過家庭訊息傳遞到人們身上，例如：家規、家風、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等價值觀，種種都會影響人們的思考與行為模式，而家族治療就是從這些角度切入進行治療與諮商。

 

安寧諮商，與死神搶時間

　在美國完成婚姻家族治療的專業課程後，羅惠群於二○一○年回到台灣，進入一九九○年即成立台灣第一個安寧病房的馬偕醫院，跟著「台灣安寧療護之父」賴允亮醫師學習，二○一四年開始擔任安寧病房心理師，參與安寧療護相關訓練與臨床實務工作。

 

　相對於一般心理治療工作，安寧心理諮商的任務更顯艱困。羅惠群說，一般心理諮商工作比較有結構性，例如：有充分時間設計如何循序漸進的心理諮商、較能按部就班商談各項議題，且通常會選擇讓諮商對象安心且保有隱私的場所來進行諮商。

 

　反觀安寧心理諮商場域中，有很多病人可能臥床或需要裝設醫療設備，心理師不太能夠採取過去那種有結構性的諮商方式，常常都只能在病床邊進行，也無法在比較有隱私的狀況下去討論生死議題；有時甚至還會碰到病人在藥物或症狀的影響下意識混亂不清，也可能無法說話而需要用筆談及比手畫腳方式交談，讓安寧療護心理師的工作遭遇很多挑戰。

 

　再加上，國外對於安寧療護的期望，通常是在疾病診斷階段就開始介入，台灣則是到了疾病末期或瀕死前幾個星期才進安寧療護病房，羅惠群感嘆，這時心理師已經沒有太充裕的時間可以跟病人好好的談，也許今天才被醫師照會跟病人談話，隔天這位病人就可能離開人世了，這是臨床上很常出現的遺憾。

 

　另外，時間的安排與調配也是一大挑戰，因為安寧療護心理師往往不只負責安寧病房的諮商，一般心理諮商也同時進行，羅惠群因配合家屬下班時間，常深夜仍在醫院跟著護理人員一起值小夜班，但他說：「這段時間對我來說，其實是個滿難忘的經驗。」

　也許是因為家中有兩個女兒、加上專攻家族治療，羅惠群在面對有未成年子女的罹癌家庭時，總是感觸特別深。

 

　某次諮商對象是一位年輕的爸爸，他是科技公司的高階主管，事業有成卻不幸罹患胰臟癌，治療過程相當辛苦、病程進展也不太理想。因為經濟能力不錯，病人積極的做了非常多治療，甚至花費高昂的免疫治療都嘗試了；這些治療的副作用是體重急速狂掉，原本長相福泰的他，後來變得非常消瘦。

 

　整個治療過程，大人們都瞞著孩子們，直到醫生宣布這位爸爸只剩下一兩週時間，才讓兩個孩子來病房探望。羅惠群回憶，「我永遠記得這兩位小朋友探望爸爸時，臉上充滿著『我不認識這個人，他是誰？』的驚慌表情，在孩子的記憶中，爸爸根本不是長這個樣子，加上身上還有鼻胃管等醫療器材，讓他們更加難以接受。」

 

　後來，跟安寧團隊帶著孩子用繪本的方式去了解爸爸在治療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也一起做祈福卡片送給爸爸，讓病人最後一程能走得安心圓滿。

 

　羅惠群表示，臨床上常見大人們以自己的角度出發，剝奪了孩子參與親人最後一段人生路的權利。「孩子們其實是有能力理解死亡這件事情的，不應由大人來決定他們該不該知道；過度隱瞞所遺留下來的，往往是心裡一輩子的遺憾。」

 

　至於與病人討論「死亡」這件事，羅惠群表示，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死亡意義」，避而不談反而是最糟糕的做法，會讓對死亡的誤會、恐懼、害怕，一直在心裡打轉。

 

悲傷療癒，互助關懷疏導創傷

　每個家庭都不一樣、每個人對死亡的看法也都不同，但面對死亡的悲傷及創傷，都應該被好好的疏導、療癒，就連醫護人員也是如此。

 

　羅惠群指出，安寧病房的醫護人員幾乎每天都要面對病人死亡，很容易牽動內心的無能感，因此他總是參考不同宗教的觀點，不斷「自我準備」面對死亡，唯有自己能用更輕鬆自在的態度去談論死亡，才能在沒有壓力束縛的情況下，好好引導病人訴說內心對死亡的害怕。

 

　這兩年來在新冠疫情影響下，醫院在探望親友或是陪病措施上多了許多防護限制，甚至有些安寧病人無法好好的與家人告別，這些都讓病人家屬與醫護人員承受了更多壓力，但羅惠群相信，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的互相體諒、彼此關懷，才能讓疫情衝擊下的安寧療護工作更加的順利圓滿。